盗窃罪作为侵犯财产类犯罪中的常见类型，其立案标准的准确把握，对于区分罪与非罪、实现刑罚的精准适用具有关键意义。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盗窃罪的入罪门槛作出了明确规定，这些标准构成了刑事追诉的起点，也体现了刑法谦抑性与法益保护之间的平衡。
根据现行法律框架，盗窃罪的立案标准主要围绕盗窃数额与特定情节两个维度构建。在数额标准上，通常以“数额较大”作为基本入罪门槛。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，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“数额较大”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治安状况，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，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。这一弹性规定兼顾了全国统一性与地方差异性。
除单纯数额外，多次盗窃、入户盗窃、携带凶器盗窃、扒窃等行为构成独立的入罪标准，不受前述数额限制。例如，“多次盗窃”指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，其立法目的在于惩治具有盗窃习性、人身危险性较高的行为人。“入户盗窃”不仅侵犯财产权，更侵害了公民的住宅安宁与人身安全，社会危害性更大。“扒窃”通常指在公共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上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，因其作案空间的公开性和对公众安全感的直接破坏，法律予以特殊规制。
在司法实践中，立案标准的适用需结合具体案情进行实质判断。对于盗窃数额虽未达到“数额较大”起点，但具有以破坏性手段盗窃造成财产损失、盗窃残疾人或孤寡老人财物、盗窃救灾抢险款物、导致被害人伤亡或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情形之一的，亦可追究刑事责任。相反，对于情节显著轻微、危害不大的，如因生活所迫初次盗窃小额财物且事后有悔改表现，依法可不作为犯罪处理，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。
盗窃罪立案标准的设定，深刻反映了刑法保护法益与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。它既为刑事司法活动提供了明确的操作指引，防止司法恣意，也要求办案机关必须全面审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、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及情节的恶劣程度，避免机械执法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犯罪形态的演变，相关标准亦需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审视与完善，以确保法律适用的公正性与时代适应性。
